工商银行马鞍山分行开展春节期间 廉洁教育工作部署

假设肯定社会权的主观权利性质，那么请求对应的应当是国家的积极义务还是消极义务?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能否适用于社会权? (一)积极义务与客观价值秩序的再主观化 随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基本权利除要求国家对其承担消极义务之外，还使国家对其负有积极的行为义务，(25)并同时赋予公民请求国家履行该义务的主观权利，此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的再主观化。

(18)德国《基本法》只规定了一个具有主观请求权功能的社会基本权利条款，即第6条第4款所有母亲均有请求社会保护和照顾的权利。《宪法》第42条至第46条将个人权利和国家任务交织在一起，其中的社会权内容，准确地说，应称其为国家的教育任务、劳动任务、弱势群体物质帮助任务等国家任务，而非教育权、劳动权、弱势群体物质帮助权等社会权。

事实上，虽然社会权与给付义务功能都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但二者所对应的国家义务并不相同，二者的混同极易导出不正确的宪法要求，导致国家行为偏离宪法规范。郭曰君、吕铁贞：社会保障权宪法确认之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第56页。第二种情况是与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的福利保障方向相同，只是福利程度有所降低，如调低现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度。全面实现社会福利制度存在法律上和现实上的种种不可能，肯定社会权的主观权利性质将使国家面对公民的社会权请求进退两难。如前文所述，社会权的实现需要符合可能性保留的原则，是否可以接受福利程度的恶化应考量实现社会权和与之对立的原则之间的权衡结果，如果一段期间内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继续提供高标准的社会福利，立法者有权适当调低福利程度。

较之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对立法者将宪法社会权转化为法律社会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对照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认为社会权与自由权一样，也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性质。这一支持原始给付请求权的条件，其合理性在于，如果基本权利完全无法实现，则必然触及人的尊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看似属于积极地位的给付义务，实则成了保障消极地位的必然条件。

个人难以改变的既存差异既可能来源于自身，也可能来源于外部：某些差异是基于个体禀赋而天然存在的，与国家无关，无论国家是否存在，这些差异都客观存在。社会权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需要符合可能性保留的原则(Vorbehalt des Moeglichen)，该原则包含对现实可能性与法律可能性的双重考量。前者是若干基本权利的集合，而后者是附加于前者之上的，促进其平等实现的国家积极行为，防御国家侵害的是前者，而非后者。社会权有时被视为与自由权相对的一种基本权利类型，①有时被当作基本权利的一种受益功能，②而这两种观点均无法内部自洽。

(33) 正因如此，积极地位的正当性应当来源于法的明示或以可推知的方式作出的规定，与无需法律规定即具有天然正当性的消极地位存在本质差别。(二)消极义务与主观权利的防御权功能 如果肯定宪法社会权的主观权利性质，并认为其所对应的是国家消极义务，那么公民可向国家主张免于侵害的防御权。

科研自由在内容上完全不具备社会权的社会福利性，科研自由给付义务功能的适用对象是所有从事相同科研活动的个人，而非存在机会差异的相对弱势群体。(24)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社会权是否具有主观权利性质，即公民可否主张主观请求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积极作为不必然出于提高个人利益的目的，社会的公正和安全等共同利益同样是国家积极促进社会权的重要目的。王新生：略论社会权的国家义务及其发展趋势，《法学评论》2012年第6期，第13页。

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宪法面临的新问题。同理，个人可以依据其他宪法社会权条款请求国家创设其他福利制度。不同于此，积极地位是国家赋予的，来源于现代国家对个人的积极国民身份的承认。换言之，即使完全不存在社会权，给付义务功能依然可以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

至于国家任务对立法者积极作为的要求应当符合什么标准，涉及非常复杂的分析，如国家任务与其他宪法原则的冲突之解决、辅助性原则对社会主义国家亲自实现社会权的影响等问题。对这些科研活动的给付不以满足科研活动的最低需求为限，属于为了实现国家任务的鼓励性给付，(45)并非给付义务的要求。

社会权要求国家在市场初次分配基础上调动资源，本质上是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保障的再次分配，因此在各类研究中，社会权也常被称为社会福利权、社会保障权、弱势群体社会权等。即使追求目标的过程完全平等，起点的差别也会使不同个人实现目标的机会不平等，个人为了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甚至可能不足以弥补既存差距。

第二句并不属于基本权利的给付义务功能，而应当理解为国家对某些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科研活动的鼓励，具有国家任务的性质。在这种分类方式下，本应作为基本权利两大类别的自由权和社会权，却在此类与彼类之间存在大范围的重叠，这不得不让人对此分类提出质疑。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其性质是互相吻合的，必须首先正确理解其性质，才能进一步分析其功能，而非将此顺序倒置。休息和退休与从事劳动活动是一体两面的，劳动者在劳动期间享有必要的休息权，在退休后生活无虞是有尊严地从事劳动活动的重要保障。正因如此，宪法私有财产条款规定在总纲部分，紧随公共财产条款之后，其前后的数个条款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15) 社会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国家的积极介入，调节不同群体之间既存的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的差异，保障机会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公正。

在我国，既然宪法已经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将促进社会公正作为国家的任务确定下来，则无需再区别国家对不同类型的既存差异提供帮助的义务来源。当国家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重合时，只有国家承认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才会赋予个人要求国家行动的请求权。

(17)参见王堃：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62页。假设肯定社会权的主观权利性质，那么请求对应的应当是国家的积极义务还是消极义务?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能否适用于社会权? (一)积极义务与客观价值秩序的再主观化 随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基本权利除要求国家对其承担消极义务之外，还使国家对其负有积极的行为义务，(25)并同时赋予公民请求国家履行该义务的主观权利，此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的再主观化。

在形式上的请求权之外，总会存在一些应该被保护但在实定法形式上未被保护的个人利益，这些应被承认的请求权与已被法律明确规定的请求权共同构成了实质上的请求权。在社会法治国的理念下，基本权利功能理论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自由权也需要国家积极作为以促成其实现。

况且假设宪法社会权具有主观权利性质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如果将社会权条款的第一款留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而将后几款置于总纲部分，那么虽然可以提高条款性质与章标题的契合度，但是会导致整体内容的割裂，使针对同一对象的规定分布在宪法文本的不同部分。诚然，既存差异会影响机会平等和结果公平，但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纠正?对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差异，国家进行纠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导致结果不同的可能是个人意愿、努力程度等个人可以改变的因素，而非个人难以改变的差异。

关于社会权的现有研究往往重视社会权体现出的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性，而轻视对权的性质界定。在总纲部分，第1条即确定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采取了比序言中社会主义更为显性的表达方式。

受教育权常被默认为典型的社会权，然而，在自由法治国时期，提供教育和接受教育都主要由私人完成，受教育权是纯粹的自由权，国家不负责有关教育的事务。广义社会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面向，(31)常被视为第二代人权。

这种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以下三类原因： 第一类原因最为常见，即混淆了社会权的本质内涵与其权利束外观，将权利束的防御权功能理解为社会权的功能。这六个条款采用了非常相似的表达方式，如国家发展国家鼓励国家培养等以国家为主体的、典型的国家任务条款表述。

我国宪法在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多个部分都包含与社会权相关的内容，体现出社会主义宪法对社会权的高度重视。社会权不能套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不具有基本权利性质。而社会权则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关联性，更关注社会整体的公正、福利等公共利益。(20) 这种分类方式过度聚焦于社会权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开放性，却忽视了自由权功能的发展。

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个人在追求同一目标时无法处于相同的起点，差异过大甚至会使部分个人无法站上起点。Vgl.Bull (Fn.19),S.44ff.; Josef Isensee,Staatsaufgaben,in: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and IV,2006,Rn.115. (37)Vgl.Karl Peter Sommermann,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1997,S.379f. (38)杜强强：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之省思——以住宅自由的功能为例，《北方法学》2013年第4期，第31页。

(35) 宪法社会权条款为国家指明了教育、劳动、弱势群体帮助等社会福利的行为领域，并抽象规定了国家实现社会权的目标和行动方向，从中可以导出国家机关的行动命令，只是具体内涵、程序等方面不甚清晰，有赖于具体的立法形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众多国家选择将社会法治国理念融入宪法，使国家负有主动承担促进社会公正的义务。

张步峰认为受教育权兼具社会权和自由权性质，参见张步峰：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性质的受教育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81-82页。因此，我国宪法社会权应专指《宪法》第42条至第46条所明确规定的几项内容，即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弱势群体的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